自传体作品，是叙述自己生平和经历的作品，多为文字作品，如图书和文章。自传体作品以事实为依据，并不妨碍作品可以具有创造性。完成自传体作品，可能是主人公自行撰写，不涉及他人，但自传体作品在他人参与下完成的情形也是常见的。参与人可以是辅助人、合作人，但一般不能是作品委托合同的受托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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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辅助人
参与人首先可能是辅助人。《著作权法实施条例》第3条规定：“作品是当事人智力创作的成果。著作权法所称创作，是指直接产生文学、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。为他人创作进行组织工作，提供咨询意见、物质条件，或者进行其他辅助工作，均不视为创作。”这里所说的创作，是指使作品具有独创性。独创性又称为原创性，是指作品由作者独立创作，具有不同于他人的个性。辅助人虽然参与了有关工作，但是对作品本身的形成，没有进行直接性的创造性的劳动，或者说作品本身没有凝聚其精神劳动成果。辅助人不享有著作权，不是作品的作者。但其可以依据合同从作者那儿获得劳务报酬。
有时参与人也进行了创造性的劳动，将自己的智慧和心血直接融化在自传体作品之中，但依照约定在作品上没有署名。笔者认为，此时也应视其为是辅助工作人，作品仍为独创作品。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14条规定：“当事人合意以特定人物经历为题材完成的自传体作品，当事人对著作权权属有约定的，依其约定;没有约定的，著作权归该特定人物享有，执笔人或整理人对作品完成付出劳动的，著作权人可以向其支付适当的报酬。”据此，若自传体作品完成，著作权人(作者)应为该篮球明星，而不是其受托参与人。也就是说，进行了创作性劳动的人，仍然可以不是著作权人，而处于辅助人的 地位。
辅助人只是幕后英雄，作品上不表现他的名字。这里面的法理问题是，精神利益是否可以让渡的问题。人格权的内容包括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。财产利益可以让渡，自不成问题。关键是精神利益(如署名权体现了精神利益)能否让渡?笔者认为，精神利益不是人格权本身，因此是可以有限让渡的。比如，自由是随着自己意志活动的权利，是基本人格权，也是基本精神利益，但是当事人可以通过同意限制自己短暂的自由来获取财产利益。有学者指出，不允许权利人放弃权利，也正是对权利人有关权利的剥夺。版权法(著作权法)既然没有规定不得放弃精神权利，那么就可以推定这种权利是可以放弃的。对于自传体作品来说，有创造性劳动的人放弃自己的署名权来换取财产利益，在法律上并没有障碍，同时体现了市场经济的观念。(二)合作人
自传体作品，有时自述人与书写人都在作品上署名。如注明口述：某某某，撰文：某某某。笔者认为，该种作品应当为合作作品。因为，《著作权法》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：“如无相反证明，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。”在口述完成，撰文尚未完成的情况下，口述人就已经有了口述作品。共同署名的文稿则是合作作品。应当指出，在口述作品完成以后，口述作品作为独创的著作权已经产生，并成为合作作品的基础。
合作作品是两个以上的人共同进行创作而产生的作品。《著作权法》第13条规定：“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，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。没有参加创作的人，不能成为合作者。合作作品可以分割使用的，作者对各自创作的部分可以单独享有著作权，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合作作品整体的著作权。”合作作品区分为可分合作作品和不可分合作作品。如对于合作产生一首歌曲来说，谱曲和歌词是可分的。对于自传体合作作品来说，作品是浑然一体的，不存在“各自部分”，属于民法理论中的“准共同共有”，但就发表而言，不同于民法中对物的共同共有的要求。发表权是公之于众的权利，是著作人身权。民法中对物的共同共有，是指对同一财产的所有权。《著作权法实施条例》第九条规定：“合作作品不可以分割使用的，其著作权由各合作作者共同享有，通过协商一致行使;不能协商一致，又无正当理由的，任何一方不得阻止他方行使除转让以外的其他权利，但是所得收益应当合理分配给所有合作作者。”也就是说，自传体的合作作品，口述人和书写人都有发表权(著作人身权)，任何一方的反对，都是无济于事的。法理上有一个推定：口述人与书写人达成合作协议，是为了使自传体作品发表。口述人的反悔，是受制于书写人的。
需要研究的是：口述人在口述完成之后，其表现在口述作品中的个人秘密，是否脱离人格权法的保护，是否仍然享有隐私权?笔者认为，在形成口述作品之后、自传体合作作品完成之前，口述人对在口述作品中表现的个人秘密，仍然享有隐私权。因为，尽管形成了口述作品，但只是向撰稿人公开了个人秘密，没有向社会公开个人秘密。在合作作品完成之前，口述人仍然可能出于保护隐私的目的而解除合同。当文稿完成之后，口述人一般不能以隐私权对抗具有合作人身份的撰稿人，因为若无正当理由，口述人已经不能妨碍撰稿人的法定发表权。此时视为口述人自愿放弃了对口述作品中个人秘密的隐私权保护。依法理，尽管合作双方都有发表权，但是在合作作品完成之前，口述人对与撰稿人之间的合同，双方都应当有单方解除权。但是这种解除权的行使，应当以损害赔偿作为代价。这样，兼顾了各方当事人的利益。建议将来《著作权法》修改时，明确当事人的这种权利。
合作人区别于辅助人之处，除了合作人有发表权而辅助人没有发表权之外，还有两点：一是辅助人没有署名权，而合作人均有署名权。二是合作作者之一死亡后，其对合作作品享有的财产权利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，由其合作者享有，这是以(准)共有身份取得财产权的方式。辅助人并不享有此种权利。
(三)委托作品的受托人
自传体作品的辅助人、合作人，也不同于委托作品的受托人。委托作品是指作品的创作是依照他人的委托而进行。委托作品的通俗表达是：“一方出钱，一方出智慧。”摄影、美术、地图等作品，常常是委托作品。
辅助人一般没有创造性劳动，即使有一些创造性劳动，也被著作权人通过合同吸收了。而委托作品的受托人则进行了创造性劳动。合作完成的作品与委托完成的作品也不同。合作完成的作品，合作人共同进行创造劳动;委托完成的作品，委托人并不进行创造性的劳动，是受托人进行创造性的劳动，完成作品。
《著作权法》第十七条规定：“受委托创作的作品，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。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，著作权属于受托人。”对于自传体作品来说，如果署名人是受托人，那末就失去了“自传”的意义，与“自传”名不副实了。而且“自传”是根据个人的亲身经历事实为基础创作完成的，并不是小说，完全由受托人进行创造“自传体”，属于事实不能。委托合同是双方法律行为，而创作确是一种事实行为。如果确实是由于受托人的“创造”而完成“自传作品”，那么对于读者等受众只能是欺骗行为。须知：以第一人称创作的小说，并不是自传体作品。因此，笔者认为，完成自传体作品，不可能是通过委托创作合同来完成。除自己亲自完成外，只能通过委托进行辅助工作或者作为合作作品来完成。如果主人公与他人的合同的标题写成委托合同，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解释为委托完成辅助工作的合同，或者解释为合作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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